80年代，蔣勳就曾以“青春、叛逆、流浪”為題來馬巡迴演講。闊別多年，“青春、叛逆、流浪”再次成為他今年3月在台灣展開系列講座的主題。匯聚了青春、叛逆、流浪這三樣特質的出走，被他視作一種與此時此地的告別與決裂，是夢想的探索與追尋，更是他關照生命的最重要模式。
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人們愛談“旅行”，卻避免碰觸“流浪”；儘管二者同樣有著出去走走的面向。63歲的蔣勳訪談時一開口，即用平緩的語氣去提醒：“我不太用‘旅行’這個字，我其實比較常用‘流浪’。流浪這個字眼，讓我回想到20幾歲時在法國唸書的很多經驗。”
於是，原想探問這位詩人、小說家、畫家四處旅遊的經驗，便轉調成──年少的流浪記憶，與創作者的出走及回歸。
故事要從70年代說起。
1972年蔣勳負笈法國，初到巴黎時根本不敢出去。他打算寫米開朗基羅，老師忍不住告誡：“蔣勳你知道，如果你25歲，如果你沒有在米開朗基羅雕刻前面痛哭流涕，你不應該寫這個人。”老師帶著他到了Mont-Blanc，讓他看看其他年輕人的旅行，然後說再見，把他留下就走了。一個月後他回到巴黎，才知道老師躲在旁邊看著他，看他會不會害怕。“那時候我才知道東方的小孩不太容易走出去。可是第一次走出去之後，你就走出去了。”
那還是嬉皮的年代。“年輕人喜歡站在路邊，背著背包，翹起大姆指搭便車。”他也那樣做。搭便車的年輕人常會掛個牌子，寫著威尼斯，或者米蘭。那是當時法國最著名的兩座大城、藝術之都。蔣勳卻不同，他的牌子寫的是：哪裡都可以。L的流浪便在這“哪裡都可以”的前提下仔細展開。
當時少不更事，今日歷練已深的蔣勳回首評點往事，下的結論是：那看似漫無目地的出走，其實有著厚實的中國傳統。“柳永很早就說過了，‘今宵酒醒何處’，在哪裡醒來其實沒有關係。你的生命其實可以漂泊跟流浪，這個漂泊跟流浪不見得是悲哀的，反而可能是一種狂喜；如果你重新認識了孤獨、面對自我的流浪。”
我們或可借助一些關鍵詞，去更完整地窺探蔣勳口中的流浪是怎麼一回事。
孤獨
蔣勳第一次搭便車的經歷，是在法國Mont-Blanc。他在阿爾卑斯山等了一整天，漫長的等待讓他無法忽視恐懼，那裡全是雪，他帶的衣服根本無法禦寒。黃昏時，他終於攔下了一輛車子，可一坐上車就後悔了。司機是個意大利人，開車時早已喝醉，他卻又不好意思說要下車。
車子在阿爾卑斯山區亂開，“可是很奇怪，”他說：“生命裡面如果少掉這種有點意外的冒險，我不喜歡我的生命一直在一個已經知道的軌道上，就是一站到一站，一站到一站。我覺得年輕就是有足夠的青春跟叛逆，所以你可以去試一試不同的東西。”
往後的旅途也循此未知的方向前進。一次到米蘭，司機將蔣勳放在高速公路上，讓他自己步行進城。米蘭大得不得了，蔣勳獨自背著背包，唱著歌曲，向著城裡的燈火夜行。“我覺得那個經驗非常好，那種孤獨的一個人。”
他從米蘭越走越遠，有時住在便宜的青年旅舍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交換訊息，也曾睡在火車站，被清晨六點巡站的警員叫醒。“我覺得變成全世界的family，年輕人的family；像離開台灣華人的家，加入了一個世界年輕人的家。”
歐洲流浪的經驗帶給他很多方啟示。“那個驚慌的出走，有一種奇特的感覺，因為有很多意外和偶然，你不能夠預知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。我一直覺得那是我生命很懷念的一個部分。”
蔣勳說
“我自己後來寫孤獨這個主題，孤跟獨在漢字裡面，都是很壞的字。沒有爸爸媽媽的叫孤兒，沒有小孩照顧的叫獨居老人。我們知道英文solitude這個字，是跟希臘文的sol，是太陽，因為太陽是unique，是唯一的。我覺得只有在流浪當中，你開始發覺你是唯一的，你跟父母跟最親的東西切割斷，就是一個人去走一條路。我覺得裡面有一種很大的快樂，完全釋放自我的快樂。”
臍帶
體驗過出走的魅力，回到台灣在大學裡教課的蔣勳，在當上系主任後給自己的學生佈置了一門寒假作業：一個人背背包到某個地方住下來，畫畫或看書，然後給他寫一封信。他把這門作業定為“流浪”。
他如此勸言：“在文學書寫上，我給年輕朋友最大的建議，一定要在自己25歲前後，好好去流浪一次，不去預設什麼立場。”
但是，這門課業面對不小的阻攔，歐洲青年的流浪文化在華人世界中，並不被鼓勵。蔣勳接到了許多家長的電話，問說倘若孩了出了意外，老師能否負責？還有母親打來責罵，不為女兒，而是為兒子擔心。甚至有位母親來電建議，說要陪兒子去住三天，她再給蔣勳寫一封信。
對此蔣勳甚有感觸。他在《孤獨六講》中說過一句話：“母愛其實是一種暴力”，這話觸怒了不少台灣母親。可他有自己更深刻的理由：“我們在華人的社會，很少自覺到母愛這麼偉大，可是母愛其實是一種暴力。當她不能夠了解到那個生命遲早有一天要離開你去獨立時，我覺得它是一種暴力。母權、父權，包括過去的軍權，在華人社會裡面，從我們看到北京那樣的華人社區裡面，到台灣，或者馬來西亞的華人，是不是中間有一個東西很像？就是對權威的仰望。現在大家在討論毛澤東，我相信不是他個人的問題，是大家好像需要一個父親，一個軍權來管制他。如果他需要的話，表示他自己沒有辦法變成一個sol，一個獨立自我，自己去給自己做一個更好的制度跟管理。”
更大的悲痛
蔣勳的用心良苦，是因為看到了更大的悲痛。1980年代，蔣勳就曾到過大馬的八座城市巡迴演講。至今仍讓他印像深刻的，是有一次到芙蓉主講“青春•叛逆•流浪”時，一個父親舉手說：“我想你在台灣長大，跟我們這個社會不太一樣，華人社會家庭很好，親子感情很好。”就在蔣勳覺得自己有點抱歉時，那父親身旁一個看起來很害怕的小男孩舉手說：“爸爸，我覺得有這個問題。”
20年過去，蔣勳仍為那畫面動容不已：“我知道他多麼害怕講這個話，因為他跟他爸爸一起去。我都記得這個畫面。”
他不否認家庭的重要，“譬如在災難當中，家庭的互助必然很強，這是優點。”然而，它的缺點也明顯非常：“尤其在年輕的生命中，自己沒有辦法有自己，活出自己的可能性。”
那與生命的選擇相關。“你自己的部分到底在哪裡？你自己的選擇性到底在哪裡？對生命的選擇性。”這是蔣勳在流浪裡尋得的領悟。
蔣勳說
“華人社會到最後有一個剪不斷的臍帶，我們做嬰兒的時候要剪斷臍帶，跟媽媽母體脫離。可是後來我發現我到好大好大，我的臍帶還剪不斷。”
他方
蔣勳在訪談時提起了過世的母親，及與母親一起的時光──
少年蔣勳躲在房裡讀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，母親每10分鐘就來敲一次門，“她用各種理由：我剛剛聽到你打噴嚏，要不要吃感冒藥？就是那個愛，我現在想起來蠻可怕。有時我覺得暴力你都容易對抗，可是愛很難對抗。”
母親老了，在孩子們都長大後常投訴滿身病痛。醫生檢查後忍不住說，母親沒有病，她不過是要證明孩子們還關心她。“我聽了很傷心，其實那時候她的身體真的很好，卻不斷製造各種毛病，這是後來醫生跟我們孩子講的。我們才知道也許心靈上的空虛感、孤獨感跟恐懼感大於生理上的病。華人社會不太敢談這個東西，兩代之間不太敢有這種對話，一直到她去世。我現在希望我的學生代，他們可以跟我對話這個。”
然而直面孤獨與恐懼，在儒家的倫理底下，並不容易開口。蔣勳提出了自己的選擇：“所以我用流浪，不用旅行，而用出走，我覺得出走是你孤獨地走出去，你要從你太熟悉的環境，太熟悉的人當中出走，不然你的生命不可能敏感。你如果走出去，你會像海綿一樣吸收很多新的文化，也開始去用別人的生活方式去思考。”
蔣勳說
“韓波的La vie est d，ailleurs那句話，在法國所有青年人的示威運動，到現在還是標語，就是生命可以在他方、他時，而不是此時此地，就是我們不可以一直延續同樣的東西。整句話就是：我應該有其他的可能，不應該有只是現在的狀態，那個安穩，那種安定。”
回歸
法國作家安德列•紀德寫過這樣一個小故事：有一對兄弟，弟弟流浪得一塌糊塗，錢都花光了才回來，卻受到父親的擁抱。哥哥永遠在聽父親的話，父親卻不見得對他這麼好。哥哥生氣極了，弟弟說：“你也應該出去一次。你不出去，你不知道家在哪裡。”
這樣的“浪子回家”，是蔣勳最喜愛的故事類型之一。“他要先做一次浪子，然後再回來。”這樣的回歸，其實與華人觀念裡的“父母在不遠遊，遊必有方”相悖。
“遊必有方的‘方’我一直把它看成有計劃，或者有目的，不要讓父母操心的意思。但它還是在一個倫理的社會底。而我覺得倫理必須在背叛的狀況裡，才有倫理它紀律上的新價值。”彷彿背叛過一次，才能帶來更堅韌的回歸。
蔣勳還看到了發生在自己學生身上的改變。“我很多學生在台灣，他們幾乎完全沒有辦法跟父母溝通。當我鼓勵他流浪跟出走之後，他反而會回去，他會知道那裡有多麼大的溫暖，以及知道多麼偉大的一個，可以相互用體溫去依靠的東西，他反而會去找回來。”
同樣的例子，也顯現在他的生活中。中年蔣勳與母親的感情甚篤，“我來到了大概四、五十歲，跟媽媽感情非常好，覺得感情好是因為我跟她斷過一次。我是用一個很獨立的，包括後來我爸爸媽媽年紀大的時候，非常衰老，我扶著他們，或者是把他們抱在懷裡時，我覺得其實是反過來的關係。這樣照顧他們，他們變成我的孩子。如果我自己不夠強，如果我一直依賴他，一直靠在他身上，我也不可能這樣去反哺。”
蔣勳說
“我覺得可以更大膽地出去，因為我不懷疑這個倫理的偉大性跟穩定性，所以才覺得說盡量讓你走。”
消失
時移事往，回到現下的實境，蔣勳的出走並未終止。只是，他以“消失”替代了“流浪”。
“我常常就消失。現在的消失又不一樣了。我還是覺得在台灣教書教了30幾年、寫作，你走在那個城市當中，會覺得你沒有自我。”
說完，停頓了片刻。正想追問為何如此時，他再接下更重的感慨：“孤獨這個東西無法被理解，到最後很難被尊重。”──在台北，想寫小說了，在路上亂走，希望孤獨地去想一些自己的問題，不意碰到熟人，對方就會說：你怎麼一個人？看了看，然後就說：你一定心情不好，你不會有什麼事情吧？你身體是不是有什麼事？怎麼樣，最近有什麼困境嗎？最後會說：來我請你喝咖啡……你又不好意思說今天我很想一個人。有時候朋友說心情不好，可不可以來你家喝點酒？你也很難說no。
蔣勳形容得有點喜感，實則有點無奈。“然後你就毀了。你很珍惜的那個孤獨就毀掉了。”人情味無意中成了劊子手。
於是蔣勳想到了“消失”，從自己生活的環境裡抽身而去。他到巴厘島、到泰國的小村落住一個月後回台灣，一本書就完成了。
蔣勳說
“我覺得這對於書寫者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：出走、消失，從你熟悉的環境消失。沒有那個孤獨其實就無法創作。”
從中文世界走出去
小小的旅行事件，背後隱藏著文化的問題。這是蔣勳的出走心得之一。
兩千多年前，當中文世界擁護著“父母在不遠遊”的金科玉律時，幾乎同期的希臘文化說著另一套故事──
Icarus跟父親Daedalus關在同一座島上，父親用蠟燭做了雙翅膀，要他飛出那座島嶼，但要注意翅膀是用蠟燭做的，所以不能飛得太高，否則翅膀溶化，Icarus便會摔死。Icarus只有10幾歲，一飛起來就忘記了，他越飛越高，最後果然掉了下來。
然而走進今日的羅浮宮，許多藝術家把Icarus當成了悲劇英雄的代表。他摔死了，卻完成了自己，那麼年少就已高高地展翅過。這樣的生命型態跟“父母在不遠遊”的生命型態完全不一樣。
安全的意義
到羅浮宮參觀的蔣勳陷入沉思：“Icarus在華人儒家文化會被打死的，這麼不孝，爸爸還在你就飛得這麼高，然後摔死了，不聽他的叮嚀。”
最後，他寫下了自己的小說，在心裡墊下了Icarus的啟示：“當他看到蠟做的翅膀溶化時，飛起來蠟的淚水，看到陽光透明度絕對在狂喜狀態。那是一個選擇，他是一個悲劇，可是他自我完成，所以他們有悲劇英雄。可我們最後大家變成綁在一起的安全，那綁在一起的安全意義是什麼？”
經年的流浪書寫對蔣勳而言，最底層的關心仍是“從華人社群裡走出去”。他不忘強調，是比較孤獨地走出去，“這個東西唐、宋還有，唐宋的文化比較多這樣，李白這些詩人是在流浪途中，可是到明清以後越來越少，知識分子好像注定只想一個事情，就是考試做官，幾乎沒有這個。
“我們會喜歡明清的徐霞客這些人，他們還是出走的、可以出走的人。這種精神在辛亥革命之後，是不是改變了？我其實還是打很大的問號。我們家庭的綑綁太嚴重，好像始終沒有辦法從家庭獨立出來，去建立真正自己要走的路，也不知我自己的能力在哪裡。”
獨立面對自己，似乎才是蔣勳出走的最終目的。
蔣勳近年最看重的書：邱妙津《蒙馬特遺書》
“台灣這幾年，我看重的只有一部書，就是邱妙津《蒙馬特遺書》。我覺得那本書在文學討論上一直沒有被討論，研討會也不會去碰，其實我看重的就只有這本書。因為我沒有看到一本書從這麼底層上把我顛覆掉，包括女性身體的書寫，包括女性器官的書寫，我覺得那是我最看重的。我不能說它是不是偉大的文學，我不喜歡用這種字，只說這10年以來只看過這一個，就是邱妙津。
可是很奇怪，在所有研討會都沒有看到有人討論它，你也不知道怎麼去歸類，它不是小說，也不是散文，也不是詩，可以說是只是她不願意發表的幾封信。可是，太驚人了。有時候在文學研討會大家都不太容易講到這個，真正底層的東西到底是什麼？我有點清楚接下來我大概要寫這個事情，或者你過了60歲了，可不可以寫跟這個社會對話的東西出來──西方叫做《懺悔錄》的東西。
這個懺悔不是向別人道歉，是好好去揭發一次自己。我相信文學書寫到最後其實不是揭發社會，其實是揭發自己。有時候我們太容易相信說我是偉大的、我揭發社會的黑暗面。可是我相信最後也許是揭發自己的黑暗，在自己身上更根深蒂固的黑暗面的東西。”
蔣勳的感官之旅
嗅覺與觸覺是最底層的記憶
“‘天地有大美’是莊子講的話。莊子一直告訴你要獨於天地，孤獨面對天地的問題。這是在幫助儒家的不足，因為儒家人到最後沒有辦法面對宇宙跟天地。我們今天在植物的世界跟動物的世界里，看到一種生生不息的循環，那裡面死亡不是那麼大的悲哀。一棵大樹會枯死，它的種子已經遍佈在不同的地方；一個動物會死亡，它也知道它會在新生的生命當中繼續成長。這個部分若只定位在個人的死亡，這太窄。”──蔣勳
最近幾年，蔣勳寫了一系列關於美學、審美的著作。《天地有大美》、《美的覺醒》等皆是其中的代表作。蔣勳把這些談美的作品歸納入“人的自我完成”，它喚醒人們回到自己的聽覺、視覺、嗅覺、味覺、觸覺等感官，借助這些感官對自然的記憶，開啟一段審美的旅程。
然而在觀察大自然的種種現象或表征上，僅僅談論如何審美，并不足夠。“我談的藝術、戲劇很多，我覺得只是關注藝術上的審美，其實是不夠的。一個小孩在凝視一朵花時，花已經帶給他生命太多太多的東西。他一生會因為那朵花不斷地有很多啟發。”
藝術家們曾經希望台灣有很多畫廊，有各類的戲劇演出，大家都在積極地推廣藝術。蔣勳敏銳地發現，“我們一直在做藝術的推廣，但我們忽略了，一個城市連人對於樹葉都沒有感覺，花的掉落都沒有感覺，他就不太可能在視覺上去感動于梵谷畫裡的色彩。如果他聽不到鳥的叫聲，那么水的流動他也不太容易聽得下。我一直覺得自然的美的部分，如果不在生命裡面重新被開啟，那是很大的問題。”
靠嗅覺尋回安全感
而要開啟這種發現生命中自然美的能力，就得依靠感官的確認與摸索。目前他最想探索的題材，是“嗅覺”的記憶力。
“我最近一直想寫的是嗅覺。我幾次到泰國，發現泰國的嗅覺跟台灣的這麼不一樣。因為空氣裡面有一種熱帶的香。我到馬來西亞也想要去找這個東西，比如說蝦醬，是在台北不容易感覺到的嗅覺。那個嗅覺才會給你很深很深的記憶。”
一直到前幾年，得諾貝爾獎的醫生才找到人的嗅覺記憶，就隱藏在鼻子的某個腺體里。那腺體只有拇指大小，卻能記住一萬多種味道。“嗅覺是人類身上慢慢被淡忘的感官，可是在動物的世界是靠它生存的。它是一個很強的記憶體，比視覺、聽覺還要底層。”
合上雙眼憶溯，蔣勳居然能回到襁褓時期，“小時候我是媽媽哺乳的，我的第一個嗅覺記憶是媽媽的身體，是在她的乳房上感覺到的嗅覺，它給我很多的安全感、富足感。”
因為充分肯定嗅覺的記憶能力，蔣勳帶著學生走到清洗過的市場里親自體驗。他讓學生們蒙起了雙眼，靠嗅覺找到了賣魚的攤子。打開覆蓋著攤檔的布，發現那里其實沒有魚。再蒙上雙眼，魚又在了——那是遺留在空氣中的魚腥味。
“嗅覺可能是一個生命消失死亡之後，留在空氣裡最久的堅持，它不肯走。”
嗅覺之旅繼續行進，他們又找到了牛肉攤、豬肉攤……最後找到青菜的攤子，有姜、蒜的味道，比較重的，還有九層塔。慢慢地，連空心菜的味道也可以辨別。“所以我才相信說我們有一萬多種記憶。到最後你會發現這兩個人氣味相投，不是沒有道理，它是嗅覺。如果是視覺，它太理性了。”
以觸覺建立新關係
除了嗅覺，被蔣勳視為底層記憶的，還有觸覺。“觸覺和嗅覺，都是我們忽略的，儒家不敢用的感官。”
留學法國時蔣勳發現，法國人早上一見面就要貼臉，左邊三下，右邊三下。剛開始時他非常不習慣，和女性貼臉時更覺尷尬。“儒家文化圈并不習慣使用觸覺去建立身體的新關係。”回到台灣后他卻發現，人們其實常有窺探他人身體的欲望，卻很難面對自己的身體。他禁不住思考：“是不是自己的身體不能夠滿足的時候，就會對窺探他人的身體有很大很大的好奇心？”
對他而言，還原個人部分的自然，或“本能”，是值得探究的事。“自然跟本能不是畫畫、不是藝術、不是音樂，更應該甚至是動物性本能的東西。因為儒家太害怕動物性，比如孟子一直說：人之異於禽獸，他很害怕人跟動物太像，人身上其實是有動物、有禽獸的部分。如果你把禽獸的部分完全克制掉，人性就很偉大。”
儒家一直想分辨人與獸的不同。然而蔣勳覺得，許多原始的文化，比如希臘文化裡半人半馬的、半人半羊的牧神，其實亦是有趣的象徵。“我們身上真的有動物的部分，不能完全說身上一點動物性都沒有，人的殘酷、人對人的暴力、慾望，都還保有很多動物性的部分。動物性的部分跟我們認為儒家要去提升的部分，究竟應該怎麼去平衡，這是我很關心的問題。”
他強調那不是恢復人的獸性，而是思考如何保持平衡。“如果你不平衡，你就做假，變成偽裝、虛偽。從五四運動以後，好多文學都在探討這個問題：我們怎麼去恢復部分的真實？”
告別談美
回歸創作
講過了《天地有大美》、《美的覺醒》，談過了《身體美學》，再到最近的《漢字書法之美》，蔣勳坦言，這會是他審美系列的告一段落。因為，“我想我要回來創作。”
蔣勳的魅力不僅在於他的善談，更在於他的從容、自適，以及自許和自覺。“我不覺得這個審美暢銷了，這麼多讀者在看它，我不覺得它解決了問題。到最後真正會引起大震撼的一定是在創作上。可能是一個小說、一個詩，或一個散文。因為它會有爭議。”
他以五四作品為例：“正如五四運動30年代所有的文學熱度都過去了，可是人們永遠記得魯迅的《阿Ｑ正傳》。我覺得文學創作就是這樣子，因為講得不清楚，大家似懂非懂，它在底層把你顛覆掉。”
儘管曾被盛喻為美學大師，在他眼裡，“審美只能引發人們一點點無關痛癢的思考。”他非常堅持：“創作一定要關痛癢，有痛有癢就會有自覺，不可能再講講很空泛美的東西。對我來講寫《天地有大美》等很容易，但創作不一樣，那是要拿自己去做解剖。”
回到創作的蔣勳，會是讀者更大的福氣。
（亞洲眼/第49期•2010.04.30）
自亞洲眼轉載
